本文原题《2018年个人阅读拾零》。现题为编辑所拟。
作为青椒，面对绩效考核和项目制管理的压力，深感阅读已不再纯是为己之学，除应对课堂教学外，还不得不掺杂知识生产的焦虑。2018年伴随着研究兴趣在上海史、法律史和中外关系史间游移，个人精力主要投入于史料和经典著作的阅读中，对新出学术类书籍关注有限。
本年度阅读过屈指可数的几部新书中，孙歌教授的《历史与人：重新思考普遍性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3月）令我印象深刻。该书脱胎于孙歌教授在上海师范大学的系列演讲，其中第一讲“重新思考普遍性问题”和第二讲“历史与人”不断唤起我在平时研究中面临的诸多困惑。作者对普遍性的反思大致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从当代学术生产入手，指出某一观念、价值或理论的普适性只是一种经不起推敲和追问的知识感觉而已，所谓的普遍性知识不过是许多特殊性知识之间竞争的结果，这种普遍性感觉容易夸大域外特殊知识的可复制性。其二是为学界打造新的知识感觉，寻找一种新的理解维度，来建立特殊性知识与普遍性知识之间的关联。高度抽象的普遍性知识并非个案研究的归宿，而是理解个案间差异的起点。通过这一视角的转换，研究者不应纠结于如何将个案“上升”为普遍性，因为个案间的相似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差异性本身。强调差异的特殊性才是对普遍性知识的完善。

相比当下西方观念的跨语境实践问题，我更加在意上述讨论对历史研究的启示。尽管有学者强调“不碎无以立通”，但如今历史学界对碎片化研究的焦虑已经蔓延到各个二级学科。现实中几乎每个研究者所要处理的对象都是细碎的和特殊的个体，所有个案研究都会在评阅时被问及“研究意义”为何、“代表性”为何或是能否上升为一种宏观或中观的理论。此外，以小见小就事论事式的个案研究还被认为是学科内部以及学科之间交流的障碍。孙歌教授通过大量例证认为，从不同个案抽象出的普遍性结论，几乎剥离了个案所有的特殊性。由此得出所谓普遍性的结论往往难以应对经验世界中的具体问题。根据孙歌的定义，普遍性是一种态度或方法，而不是一种相对于个别性存在的抽象价值。普遍性是无数个别性之间建立关联相互理解的媒介，而非取消了个别性本身。普遍性只是研究的工具，甚或只是一个环节而已，真正的终点是加强对独特性的认识。孙歌从辩证法出发，强调普遍性和特殊性相辅相成，对特殊性的理解越深入实则丰富了对普遍性的认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歌的反思才能够对史学界有关碎片化的讨论有所助益。学界所批评的碎片化研究，并非错在研究“碎片”，而在于不少学者未能展现碎片所代表的特殊性。碎片的特殊性往往难以从碎片本身加以发掘，而普遍性恰是比较和理解每个独特性的媒介。这绝非是鼓励碎片研究多多益善，而是随着视角的转换，借助普遍性返回到个案研究本身，发掘有价值的特殊性。简而言之，特殊性既要放在已有对普遍性的认识中展开，而特殊性的彰显为反思虚假的普遍性提供了可能。
本书第二讲“历史与人”中有一节专门讨论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按照经典唯物史观的论述，偶然性对历史进程的必然性仅仅起到加速或减速作用，某一偶然性事件可以被其他偶然性事件所替代或补充。例如在作为一战导火索的萨拉热窝事件中，奥匈帝国皇太子遇刺是偶然事件，但是一战爆发已是箭在弦上，所以没有奥匈帝国皇太子遇刺事件也会有其他偶发事件构成一战的起点，所以偶然性事件被某些历史学者认为没有价值。孙歌质疑这种必然性和偶然性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指出所有偶然性事件都被描写成必然性的体现，但只要是“偶然性”事件，理论上就不会被必然性回收，也未必会被其他偶然性所替代和补充，而是一定会超出必然规律的支配，体现出历史事件的个别性，这种个别性应当受到历史研究者的关注。在研习上海史和中外关系史的过程中，有时吸引我的是一线谈判代表的个人因素对中外关系走向的影响。这些所谓的偶然性需要在对历史的一般解释中予以安置。以往研究者或是执果索因，对史料进行裁剪以符合经典的帝国主义侵华史叙事，或是将中外双方置于信息沟通顺畅的理想状态之中，以此推演外交行为背后的理性动机，这些取向皆忽视了近代中外交涉活动中国际层面、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的差异，以及谈判代表因个人阅历、精神气质、信息不对称等偶然因素而对本国既定外交方针的增删和曲解。今年阅读过的两部书便不同程度涉及这一主题。